星云大师谈人生经历: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

编辑: admin 分类: 星云法师 发布时间: 2022-01-11 来源:互联网

  战乱中出家,一甲子弘法

  “星不怕黑暗,云不怕天阴”

  《环球人物》杂志记者 | 刘爱成 刘畅

  “夜晚,我爱天空点点明星,

  白天,我爱天空飘飘白云;

  无论什么夜晚,天空都会出现了星;

  无论什么白天,天空总会飘浮着云。

  星不怕黑暗,云不怕天阴;

  点点的星,扩大了人生。

  片片的云,象征着自由。

  ……”

  1951年,星云大师在台湾新竹青草湖畔创作了这首名为《星云》的诗。他的生活正如诗中所写,无论黑暗或是天阴,他都在自由地扩大人生的可能——出生于贫苦家庭,却在全世界建起200多个佛教寺庙,创办了数十所大、中、小学和美术馆、图书馆、出版社、书局、电视台等;没上过正规学校,却成了畅销书作家,著作被译成英、日、德、法等十几种文字;没学过建筑,却凭一笔一尺,设计出气势恢宏的“人间佛国”……

  星云大师把人生比作一条“路”,他说人生的前途要有路,才能有所发展;如果前途没有路,就表示人生已经走到了尽头。这条路要靠自己走出来,他将自己走过的路总结为8个时期,以每10年为一个时期,分为“成长时期”、“阅读时期”、“参学时期”、“弘法时期”、“历史时期”、“哲学时期”、“伦理时期”和“佛学时期”。

  一句承诺,信守一生

  1927年,星云大师出生在江苏扬州一个名叫江都的小镇,原名李国深。母亲告诉他,他出生时半边脸是红色的,半边脸是白色的。母亲认为生了一个妖怪,几乎不敢抚养他。过了一段时日,他才逐渐恢复和正常婴儿一样。他从小家里贫穷,母亲多病,父亲是一位朴实的农民,介乎农商之间。父母生养了4个儿女,他上有一兄一姐,下有一个弟弟。

  星云大师三四岁时,跟着外祖母学会念《般若心经》,还和七八岁的姐姐比赛吃素。他没有进过正式的学堂,但背下了家乡寺庙墙上贴的《三世因果经》。“我一生别无长处,所幸对文字有种莫名的兴趣与亲切,童年时家中长辈忙于生活,无暇对我施以言教,许多观念是自己在文字中领略和获取的。”当时物质匮乏,还不能真正地写日记,他就将一日所思、所记记在心里,“睡前我会将一日所得在心里温习一遍,如此也养成了思考和反省的习惯”。

  星云大师最感激的是父母的生养,不但给了他一个健康的身体,最重要的是给了影响他一生的性格。他说:“我从小就不是一个喜欢苦恼的孩子。”母亲虽然不识字,但对于因果、忠义的道理了然于心。他至今还记得和母亲的对话:“母亲,您的衣服破了。”母亲回答:“不是破,是布不够。”无论环境多么恶劣,母亲的心态总是很乐观。1994年4月,星云大师第三次赴大陆探亲,他来到南京母亲的住处,依偎在她的床前,听从母亲的教诲。“我告诉母亲,我在台湾有万千听众,但来到南京,我是您的听众。母亲眼中掠过一丝笑意,她说:‘讲经的人不一定能得道,听经的人反而个个都能得道。’好一句智慧之言。母亲将自己做的十几双袜子放到我手中,我对母亲说:‘我一双袜子能穿一两年,您为什么给我这么多?’母亲回答:‘儿子啊!你可以活到200岁!’母亲就是这么一个善于赞美别人的人。”

  自出娘胎,饥饿就常常伴随着星云大师,但正是饥饿,让他从小懂得承担和关爱。他对童年两件事记忆深刻:一是为了帮父母减轻负担,他早晨去捡狗屎,下午去拾牛粪,回来做成肥料卖钱,贴补家用;二是他喜爱小动物,常常蹲下来给需要“过河”的蚂蚁搭桥,也会因为鸽子走失而担心得夜不能寐。

  1937年,星云大师的父亲外出谋生,此后两年杳无音信,生死未卜,忧心忡忡的母亲带他去南京打听父亲的下落。路上,他偶遇南京栖霞寺的知客师,知客师随口问道:“你是否愿意做和尚?”他凭直觉答了句“愿意”。“不到半个小时,栖霞寺住持志开上人派人来找我。‘听说你要出家,就拜我做师父好吗?’我信口说出‘好’。一句承诺,我就信守了一生。”

  黑名单上的学生

  1939年春天,12岁的星云大师在南京栖霞寺剃度。出家时,师父志开上人替他取名“今觉”,意为今天觉悟。后来,他偶然在《王云五大辞典》中看到了“星云图”,上面的解释是:“宇宙未形成之前,无数云雾状的星体结合,又大、又古老、又无际。”他非常欣赏这种宽广、浩大又无边的境界,也自许在黑暗中给人光明,于是他把法号改为“星云”。

  星云大师剃度时,南京已沦陷于日寇之手。“正逢抗战期,日军的骚扰,难民的流徙,加上汉奸、‘和平军’的敲诈,我们只有艰难地与环境作生死搏斗。”1941年“珍珠港事件”之后,美军开始轰炸南京的日寇,轰炸时剧烈的震动,把睡在上铺的星云大师整个人震落到地板上。“我经常在夜深人静的时候,独自跪在佛堂里,向佛陀及观世音菩萨祈求获得聪明智慧。这种祈愿增加了自己的力量,增长了自己的信心。所以出家70多年来,一个甲子还多的岁月,祈愿一直是我每天必有的修行。”

  当时,栖霞寺里以粥代饭,经常一个月吃不到一块豆腐一碟素菜,正处于长身体时期的星云大师仍然与饥饿为伴,“但是想到时代的艰辛、师父的难为,心中的感念使我忘却了饥饿之苦,就这样我养成能忍的习惯”。

  经历了艰难的“成长时期”,星云大师步入了“阅读时期”。最初,他在栖霞寺的佛学院学习,全班约有50个学生,他是最年幼的。“那时候我爱看小说,成了黑名单上的学生,老师认为,不用功阅读经论、只沉迷于小说的学生,是一个没有出息的人。东西方的小说、文学作品、历史传记,我读得津津有味。例如《水浒传》里的一百零八将,他们叫什么名字,是什么绰号,用什么武器,穿什么衣服,我都如数家珍。甚至我还列出三四十人,觉得他们不够资格当一百零八将中的好汉。对于《三国演义》把关云长、张翼德、赵子龙、黄忠、马超列为‘五虎将’,我认为最为公正。当中尤以赵子龙那种不计较、不比较、不闹情绪,只一心辅佐刘备的精神,最为我所钦佩。”

  星云大师在栖霞寺度过了7年岁月,后来去常州天宁寺做了行单(苦工)。不久又转到镇江焦山佛学院。20岁时,他离开焦山佛学院,结束学习生涯。他先到了宜兴白塔山大觉寺,在白塔国民小学服务不到两年,之后又到南京华藏寺,参加同学们发起的佛教革新运动。然而时局动荡,内战开始,已经不容他有所作为。“因此,在得到家师志开上人的允许后,我简单带了几件换洗衣服,带领70余名青年同道,以参加僧侣救护队的名义,就这样渡海来到了台湾。”

  和警察捉迷藏

  1949年初到台湾的情形,星云大师用“人地生疏”、“走投无路”8个字来形容。“那时,由陈辞修(陈诚)先生主政的台湾,政治情况恶化,当局严格查管不明人员的流动,我也遭到警察逮捕,被关在桃园的一座仓库里。还要感谢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以及‘立委’、‘监委’们的大力营救,我才九死一生,逃过劫难。”

  说来也巧,正是他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帮助他渡过了难关。他先后前往桃园县中坜市的圆光寺和新竹市青草湖的灵隐寺,靠给大和尚看守山林,生活才算安稳下来。闲暇时就伏在山中的草地上,写下了一本《无声息的歌唱》。他还主编《人生》杂志,并在台湾佛教讲习会教书。后来,星云大师辗转来到宜兰,趴在破旧的缝纫机上写下了《玉琳国师》、《释迦牟尼佛传》。“当时佛教不发达,为了让更多的人学习佛法,我把微薄的稿费都用来购买佛教书籍,送给来寺里的青年;我甚至经常忍受饥饿,徒步行走一两个钟头,到各处讲经说法,用省下来的车费添置布教所需的用具。佛教第一次传教用的幻灯机、录音机、扩音器,就是我那时购买的。”

  1953年春天,星云大师开始了人生中第一个关键时期,他在宜兰念佛会成立青年团体,开办文艺社、歌咏队、补习班、读书会,吸引许多青年来学佛。“一些儿童、青年、妇女和有神道信仰的初级学佛者,听到弘法的宣传喇叭声‘咱们的佛教来了’,都深受感动,纷纷到我指定的地点聚集,助长了佛法的弘扬,也提升了我传教的信心。”

  这段“弘法时期”也并非一帆风顺。一次,台北师范学院(今台湾师范大学)邀请星云大师去讲座,“海报已张贴出去,我也从宜兰到了台北,但被告知,学校下令取消了”。此后很多年台湾当局不准佛教人士到学校讲演。星云大师想尽办法,他邀请日本东京大学的佛学教授水野弘元到台湾的大学讲演。“虽然他是一名僧侣,但也是国际知名学者,台湾的大学没有办法拒绝。我心想,台湾的土和尚你们不欢迎,日本的东洋和尚,总该可以了吧!”

  “最棘手的是与警察捉迷藏。”一次,星云大师在桃园县龙潭乡一个村庄布教,广场上有数千名听众,大家正聚精会神地听着,突然传来警察的声音“下来,下来!”警察要求他“立刻解散,停止讲演”。“我说,不行呀,是我邀请大家来听讲的,你要我停止讲演,那你自己宣布,你去叫大家解散。警察当然不敢上台宣布讲演停止。只有低头垂首,不再讲话。我趁此机会又上台继续讲。”

  他说,另一件烦恼事就是各种应酬。“每次开会,人家要我参加,如果我不出席,他们会说我不跟他们合作。此外,经常有人请客,一人请客,相继就有多人回请,常常一连十天半月没有回寺吃饭。如果婉拒,他们就说‘你看不起我’。尤其那时来自海外的宾客很多,经常要到飞机场迎宾送客,如果不应召而至,他们又说‘你不帮忙’。”

  星云大师觉得如此下去,终非久远之计,他开始考虑“定居”高雄。

  主管18年就让位

  在高雄,星云大师选择了佛光山。“好不容易找到一个穷的地方、苦的地方、不值钱的地方,没有人要,没有人跟我争,我终于可以来发挥了。”

  1967年5月16日,佛光山开山建设。此时星云大师正好40岁。他最初是想设立佛教学院,为佛教培养弘法人才。后因发展需要,除了安顿僧侣外,还创办了各种佛教事业。“我知道自己应该要进入为佛教创造历史的阶段了,于是为佛光山订立四大宗旨:以教育培养人才、以文化弘扬佛法、以慈善福利社会、以共修净化人心。我制定佛光人的工作信条,‘给人信心、给人欢喜、给人希望、给人方便’。我把青少年时期酝酿在心中的理想慢慢落实,‘人间化、现代化、生活化’的人间佛教就这样确立了。”

  从40岁到50岁,正是佛光山的初创时期,星云大师在自己衣食无着的情况下,筹办大专佛学夏令营;在开山建寺万般辛苦的情况下,设立普门高中、西来大学、南华大学和佛光大学,“以教育培养人才”。1977年,佛光山成立“大藏经编修委员会”,重新编印了《佛光大藏经》,还邀请几名大陆学者将藏经翻译成白话文,出版了《中国佛教经典宝藏》。

  星云大师就这样在主管的位置上忙碌了整整18年。1986年,当佛光山的硬件建设和弘法事业稍具规模时,他宣布退位。“我的退位是希望对‘世代交替’的传承做个示范。那年我59岁,正在身强体壮的时候,外界一时不明所以。其实我在佛门里,自懂事以来,就决心不担任住持,也不做行政事务僧,我自认为应该以弘法为职,所以对文化教育乐此不疲。”

  晚年最放不下的事

  如今的星云大师可谓“无官一身轻”。的确,他不用管事,因为他已经管住了僧众的心。在佛光山,人们争相向我们讲述星云大师感人的事情——

  “有一次来了十几万信众,住不下,大师知道了,把房间让给了客人,说自己晚上有事。其实他一个人躲在佛学院的阳台上,坐了一个晚上。”

  “前些年,一位修行的女学生感叹,自己连口红都没有擦过、丝袜还没有穿过。师父不经意听到了,竟然在出国弘法时给她带了国外的丝袜、口红等物品,好圆她一点心愿。海关的人看了还笑话师父,说出家人怎么买这些东西。”

  “大师从不用名贵的东西,几年前他视力就不好,我们想给他换一块大些的手表。有人给他买了浪琴表,师父不懂就带上了。一位不知情的信徒说漏了嘴:‘师父您戴着浪琴表呀。’师父一问,知道是名牌,立刻摘下来,没几天就送给了别人。”

  “师父很爱护青年和儿童,来我们育幼院的小朋友,师父说是我们的小王子,不能让他们觉得低人一等,要像在家里一样受宠。”“有一次办夏令营,来了好多学生,突然水管坏了停水,师父守着工人修理。到了下班时间,工人不肯再修,回家了,师父还在水管旁守着,他说恨不得自己的血液能变成水流入水管。”

  “师父重视宗教融和交流,比如天主教徒曾来这儿演《佛陀传》。前些年暴雨冲垮原住民房子时,师父不但敞开山门让他们进来,24小时打开空调,给他们吃住,而且不管哪一派的教徒,都给他们提供祷告的地方。”

  当佛光山日渐兴旺,走上了“国际化”道路时,星云大师又想到了“回归”。“现在世界佛教需要本土化,推动本土化的佛教,成为我人生的另一个关键时刻,也是我晚年最大的愿望。”而中国佛教的“本土”,毫无疑问在大陆。慈容法师说:“星云大师一生什么事情都能放得下,只是对于海峡两岸的情况非常关注,我们能看出他这种情感是发自真心的。他之所以这样关心,是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年纪已经大了,体力已经不够了,他希望早日看到两岸统一。”

  回首自己一生的历程,星云大师感慨地说,真像是夜晚的星星,光芒虽然弱小,但总是努力地在闪耀;又像天上的白云,尽管飘浮不定,但是在无限时空中,一颗颗星星,一片片白云,所结合起来的“星云”,却能够超越时空,亘古长存。